全球社会学的前景

Note: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my post on global sociology (completed with the help of Amanda Pang). A few weeks ago, I noticed that another of my posts had been translated and re-published on a Chinese social science website.  With this translation, I would like to find out if 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further links with Chinese audiences.

不幸的是,加勒比海地区不在社会学研究的前沿,这个说法是很公平的。最近,我和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学的同事谈起我想着手的合作出版书的项目。 但是,她却取笑我所工作的西印度洋大学听起来不够严肃。这件小事,难道就验证了大家普遍对加勒比海地区在学术研究氛围的看法吗?

是这样的, 在商业化的学术活动里和英美式的高等教育模式的传播中,加勒比海地区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影响。每次,当我阅读其中一个当地报纸的网络版时,都会普遍出现类似以下的故事—我收到利物浦大学攻读学位的录取通知书,是否应该前往寒冷国度学习还是回来工作或者再去学习的问题。同样,教育模式由第一世界出口到加勒比海地区似乎有持续的动力,却忽视这样的模式在他们的原居地所带来的后果。举个例子,最近西印度洋大学组建了伦理检查委员会, 用于监督学术研究的伦理。 伦理检查委员在现今的学术研究里是很流行的,但是他们在社会学部门的调查中却不时受到制约。 某些定向研究似乎更易倾向于“科学化”的研究,伦理检查已被工具化,受限于政治。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所大学,我甚至亲眼目睹了伦理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个人的妒嫉,滥用权力妨碍调查。

一位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主席几个月前抵达本地,为本地如何运行一个伦理委员会提供培训和教学。 我曾很期待它会带来自反和批判性的讨论。 相反,我惊讶的发现,这个国际专家对本地伦理委员会和社会研究存在的争议声称毫无知情,甚至是很出名的争议,如臭名昭彰的Ward Churchill丑闻,她也未曾听说。在她看来,伦理委员会只是简单地成为完善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大体上,这个看法在全世界都是毫无问题的通用。(而事实上如此。)尽管本地的知识层面和本地机构的做法和美国本土不同,她认为,这些细节是无法影响当地普遍采纳美国式伦理委员会的做法。

在这里,我想直接引用一个学术新殖民主义理论来指出,西方国家持续的使用以知识理论和学术实践的方式,对世界边缘地区的社会学研究者们,制造一个通用的真理。 然而,这样一个直接了当的论点,将会以偏概全的模糊了全球范围内学术上真诚的合作和智力交流。因此,我只是担心这种很有趋势的理论会破坏大家之间的合作。

对全球社会学而言,说到对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或者是在文化上和国情不同但良好链接的社会学网络上,应该认识到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机构设置的不一样, 这样的认识相当重要和值得进一步的阐明。 今天很多社会学家都有此共识,他们跨越文化和学术上的界限一起工作。 然而,断言非西方国家的某地区的某大学不够格成为一个严肃的大学是对这种共识的背道而驰。 西方国家的大学在全球的边缘地区设立了大量的殖民地,因此,宣传西方优越的教育模式,是有背于这种共识。由西方超级精英专家断言,只有唯一一种全球有效的研究模式是站在这种共识的对立面。(以此论推,从Thomas Kuhn时代起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

所有这些对立面趋势都大量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商业化学术活动里。 美国和英国的大学按市场规律来运转。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有生意头脑的学者来管理大学,而各个大学制造了一个市场式的学术界,彼此在学生-消费者上,研究经费和优秀的学者之间进行竞争。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学术市场往往按照自身利益的原则进行竞争而不是按互相合作和利益互换的原则来维持一个我在前面提到的全球社会学。 形象很重要。在全球大学排名上和消费者满意度的调查中,大学就像品牌,必须超越和击败其他大学对手。社会学家就像企业家一样, 必须要出名,在高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教学满意度上得到教高的打分,和得到更多的学术经费。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只有少量的经费来支持真正的和真实的来自不同声音的全球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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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Nehring

My career so far has taken me to a fairly wide range of places, and this has allowed me to experience a wide range of approaches to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In my blog, I reflect on this 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 have also becom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academic life under neoliberal hegemony. Far-reaching transformations are taking place at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patterns of authority, and forms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With my posts, I hope to draw attention to some of these trans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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